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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存玉是我的爱人，一九七零年我们结婚时，证书上她的名字叫张志君。这里头自然有大家猜得出来的故事。一九四八年她出生在黄河边上的一个窑洞，外面有枪炮的呼叫。一个月后，他父亲随国民党炮兵部队如倒山一般的逃往台湾，从此音讯杳如黄鹤。她的母亲不自愿的改了嫁，将她送给湖南株洲的一个无儿无女的工人家庭，这自然帮了她的大忙，养父从五十年代起直到去世，一直是全国邮电系统的劳动模范。在这样一个叫得响的工人阶级家庭，张志君的成长便在快乐中一帆风顺。后来她考入湖南幼儿师范学校，也时常去看望生母。现在，她将生母叫作舅妈。隐约中，她可能 知道了生父的一些经历，心中就有一些企盼。嘴里是不能讲的，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她是响当当的红卫兵，不要自讨苦吃。毕业后，她分配在湖南醴陵教书，其间故事我曾有文章记载，六年后，她抱着我们的女儿回长沙，在省文化厅幼儿园做高级教师。后来，我们又有了一个男孩，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广东电视台做记者，再后来，她养父去逝，生父回来，名字改回肖存玉。几十年前我第一眼见到存玉，那样子至今记得清一白二。她那时年方十九，正是年青学生，漂亮、端庄、文静，皮肤白里透红，我当即就认定了这位是我爱人。
我从来没想到我的爱人肖存玉会拿起笔来写作，而且成了如今的儿童文学作家。那时，她白天的工作是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晚上又包揽了家务，还有两个孩子的生活，给我的印象是好教师兼贤妻良母。我是一个画画的，又特别喜好文学，家里画友文友不断，这些人后来也领了一些风骚。大家一来就神聊，有时忘乎所以通宵达旦。逢这种场合，我爱人泡茶，若有点余钱再买些点心摆在茶几上。然后坐在一旁听大家胡说。
有一回，存玉给我看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滿了幼儿园的故事，我就有点吃惊，觉得她平静的心里也许会有些波澜。 那时正逢全国要举行第一届幼儿文学评奖，她从小本子里整理出一个小故事，写成《好心的大灰狼》，出版社一看就拍板出了个连文带图的单行本，送去北京一举夺得文学创作三等奖。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王勉思老太太欢喜非凡，大会小会的表扬存玉。说她不鸣则已，处女作就拿了大奖，以后定会如何如何的。
从此我爱人真的拿起了笔，抽空就写，在湖南就出了几本书，又参加了几次全国幼儿文学研讨会，认识了一些名人新秀。平时也对我说自己有好多东西可写，兴许可以搞个长些大些的。
一九九三年我应邀到广州工作，全家迁穗，存玉到了广州，本来也有个工作，还可以分房子，但她不想干了，宁可自己掏钱租房子过紧日子，她虽然没有脾气，骨子里还是蛮犟的，她不干工作，我也没有办法。再说丈夫养妻子，天经地义，我也不好说没这个胆量。存玉丢了工作，丢了工资，丢了职称，丢了公费医疗，丢了与皇粮有关的一切，连下岗都不如，回到家里，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她心安理得，一天到晚无愁眉，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清淡的生活舒舒服服。大家都 关在家里很少出门，有了高兴的事，也到外面吃一顿湘菜。或者去唱一晚卡拉窝克，因为她的歌唱得好我也喜欢听。
我们家里人都 在家里上班，每人一间房，各自在自己的房里呆着，白天几乎无交谈，晚饭以后再海阔天空。存玉买了电脑，她自学以后，操作已开始熟练。近年来，她在细心地安排她的儿童文学长篇《冬冬的故事》，这个故事以我儿子小时候的事为线索，我儿子就叫冬冬，小时候直想做个好学生，但总是事与愿违，老师总是将他列入捣蛋的行列，时时事事地盯着，给了他许多苦恼的关照，也就生出许多有味的故事。存玉写了三十多篇，也陆陆续续拿去报刊发表，今年广州第二届红棉文学评奖，《冬冬的故事》被评为文学创作一等奖。
我是《冬冬的故事》的第一个读者，从开篇到结尾，我篇篇都喜欢。我之所以喜欢，故事讲的都 是实实在在的儿童的事。选材、结构、语言，以至心理描写，丝毫没有大人显出老少年的矫揉造作，读来令人感觉就像一个无奈的孩子讲述自己无奈的故事。我以为，这实在是儿童文学作品有生命的至关紧要的一着。儿童文学是大人讲孩子的事，可是我们的大人早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而且也顽固的否定了现在儿童独有的天地。他们甚至恶霸似的将孩子与大自然隔离。他们乐意于将孩子关在巧克力或者电视的盒子里，他们欣赏孩子循规蹈矩的生活，温文尔雅的性格和智力竞赛的夺标，他们不愿意给予孩子应有的天性、野性和玩乐。他们也让孩子外出参加夏令营或者别的活动，但是，他们总是事先设计好了所有的有意义长见识的细节。他们也常常因孩子通过这样的活动却写不出一篇像样的作文而责怪孩子的不堪教育。两代人的不可相知就是这样悲哀地拗过来拗过去，这便是当代儿童教育的现状。此种状况不改变，不要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难以产生，就连正常的儿童生活也不会有。因此，我劝学校教师、孩子的家长，包括关心儿童、热忱于儿童事业的人士，特别是儿童自己，都 来看看《冬冬的 故事》，兴许会从中得到一点启发。 |
